写在前面
万里长江流经四川省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地界时，围着一座叫作鼎山的大山绕成“几”字形，本地人称作几江，又叫几水。
20世纪的1985年（那年，按实际年龄，我十九岁），我沿几水开始了一次文学漫游，旧式说法叫作采风，现代说法叫作体验生活。不过，我为这次行动取名“几江行”。
需要说明的是，我当年还在一家乡镇建筑公司打工，公司里有几位热爱文学的“建筑青年”。原本，几江行是他们提出的计划，我仅仅是听从他们的召唤，属于充数的配角。可是，等到行期临近，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位没有一点几江行的准备。我终于想起，在这以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计划“先写短篇、次写中篇、后写长篇”，似乎，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中没有一人是真正把计划实施下去的。于是，我一横心，孤身一人，开始了我原本充数的配角、现在却成为独角戏的几江行。
一位十九岁农村青年的长河漫游。
几江行的结果，便是有了四个中篇小说：《青美渡口》、《几渡野情》、《夜航船》、《野火子》。后来，我将其整理成一本中篇小说集，书名就取名《青年十九》。
《青美渡口》脱稿后，我忙于生计，将稿件压在书柜中。没料到，这一压居然就是十九年，刚好是这本小书《青年十九》的年龄。20世纪的2004年，《青美渡口》在沈阳市文联主办的《芒种》文学月刊第六期全文发表，而且是作为该刊当期最重要的文章排列头条位置。我感谢《芒种》的扶掖，然而，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文章发表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文章发表后，也不见样刊。我无意中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月报》上发现她，兴奋地写信给杂志社。可是，在后来的三个多月中，我寄出去的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最后，我只得自己掏钱买了几本样刊。至于稿费，直到我写作这篇文章时，不见一分钱。
《几渡野情》脱稿后，第二年即20世纪的1986年，深圳市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特区文学》第四期全文发表。作品问世后，珠海电视台导演张枫女士曾萌生过将其搬上荧屏的想法，并委托电影制片厂的一位编剧改编电视剧本，后因欠缺拍摄资金而未果；
《野火子》的遭遇如同几水，比较“弯”曲，比较“几”江。
《野火子》脱稿后，最先投给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办的《现代作家》月刊，编辑李仑先生非常欣赏这部中篇小说，没有发表的原因是“字数太长了”，他在信函中还说，“我在主编那里力争过了，无奈《现代作家》篇幅太少，每期只发一个中篇小说，字数不能超过三万字，《野火子》看似松散，迷人之处恰在散散淡淡的字里行间，如果删节掉若干文字，就没有味道了。”我转身投给深圳市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特区文学》，很快采用，谁知，半年后，该刊寄了一百二十元钱给我，信中抱歉地说：稿件在送印刷厂途中“掉”了，这笔钱算作赔偿。我又将其投给安徽省文联主办的《清明》，不到一个月，编辑胡家柱先生从北京寄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他目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活动（胡家柱先生是评委之一），《野火子》采用了。然而，没过多久，我又忽然接到一函，告知《清明》与《安徽文学》合并为一刊，仍旧叫《清明》，两刊合并后，原《清明》留下的备用稿全部退还作者。接下来，我将《野火子》投给地处成都的大型文学期刊《峨嵋》，同样不到一个月，《峨嵋》来函，让我耐心等待，切勿他投。结果，这一次，我耐心了一千年，也等待了一千年。——我投稿时，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等到我确信《峨嵋》消失时，已经是21世纪的2005年元月份了，跨了一个“新千年”。原来，刚出生就夭折的《峨嵋》，创刊号就是她的终刊号。至于她为什么来去匆匆？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曾经青春年少的《野火子》在《峨嵋》编辑部沉睡了“一千年”，算得上标准的国家一级文物了。
当然，这是玩笑了。
在这期间，云南省大理州文化局主办的《大理文化》双月刊、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联主办的《女子文学》月刊，分别以短篇小说的形式选发过《野火子》部分内容。江津文联（现重庆市江津区文联）还以单行本的形式印刷过两千本小册子，作为内部读物在文朋诗友之间交流。《重庆农村报》的副刊编辑康仁明先生在一位文友家中偶然读到这份内部读物，异常兴奋，当即给我写来一函，要我寄两本小册子给他，他准备在《重庆农村报》连载。《重庆农村报》是一份四开小报，每周出版一期。在康仁明先生的设想里，《重庆农村报》每期以一个整版的篇幅连载《野火子》。可是，遗憾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就在万事俱备时，这股东风忽然消失了——《重庆农村报》停办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2005年3月，我将《野火子》投给甘肃省文联主办的《飞天》文学月刊。二十几天后，我忽然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发信人说她叫赵剑云，《飞天》的年轻女编辑。她说：《野火子》采用了。这一次，“遗憾”没有再次发生。半年后，2005年9月，《野火子》终于在《飞天》文学月刊全文发表，标题改名《艳花涩果》。
《野火子》自20世纪的1985年脱稿以来，历经二十年的磨难，终于在21世纪的2005年9月问世，算起来，二十岁，刚好是一个姑娘可以名正言顺、昂首挺胸嫁人的年龄。
有些朋友对我说：二十年前的作品，在时隔二十年后仍旧得以发表，说明《野火子》不是一篇短命的紧跟形势的应景之作，她是有绵长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然而，面对变成铅字的《野火子》，我心中的“遗憾”更大——有些“遗憾”是致命的！比如《野火子》，倘若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脱稿后，及时发表，我想，一定会有不错的读者反响。毕竟，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岁月。在那些日子里，“文学”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连各类报刊上登载的征婚启事，许多征婚者在注明自身优势时，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往往是“热爱文学”。二十年后，等到《野火子》发表时，那句最多的话已变为“有房有车”，文学岁月早已转化为经济时代。这种情形下，我当年从几江行中“采风”出来的精神食粮《野火子》如同一片树叶在中国农历八月份中滑进钱塘江，淹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钱潮”里……
真是让人感慨啊！
我需要解释的是，我曾经将《青年十九》文稿投过几家出版社，编辑们都曾表达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