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厂沟

银厂沟

智虑散文2025-04-04 00:19:24
银厂沟,是一条普通的山沟,只有一公里长。这条沟的命名者,是一个文盲,一个普通的贫民,没有才华没有文化更没有财富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有的只是山民的淳朴和吃苦耐劳。他,就是我的爷爷。银厂沟最深处,有一百余米
银厂沟,是一条普通的山沟,只有一公里长。这条沟的命名者,是一个文盲,一个普通的贫民,没有才华没有文化更没有财富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有的只是山民的淳朴和吃苦耐劳。他,就是我的爷爷。
银厂沟最深处,有一百余米,最浅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些青草,几乎和右边的山路平齐。右边的路很长很陡峭,向西,与柏油路相连,向东,直冲大白山与小青山之间的小高地,然后急转直下,进入另一个山坳,山坳也是路,再向东行进三十米,便接上了进入龙沿村的大路。
山路几乎是一个站立起来的等腰三角形,两腰是石头做成的,丝瓜大小的石头,已经被牛马和车轮亲吻得无比光滑,风在那路上也要被滑倒。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风的拐杖。从山顶向下,左边是小青山、官冒顶,和一大片长在梯子上的蛮荒和野草般的庄稼。右边是含沙量很高的大白山,沙子像糖像盐巴一样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大白山的西坡上,稀疏地长着一些庄稼。跳过一米多宽的一条岔路,就是熊家大山,再过去,又是一条岔路,一大片水洼地,把山路和国道等级森严地塞进山民巨大的泪珠里。只是,泪珠里时常会有白色的水鸟飞过,它们在像天使一样曼妙的舞蹈里,把风中摇曳着小鱼吞食了。然后,又翩翩飘落在水滨,欣赏自己的风度。
银厂沟的最深处,也就是路的最顶端,是路的头颅。那里,有一片水,常年积蓄,似乎从来就没有流动过,已经生锈了,红褐色,像是水底有一个铁矿。不过,这里只有两个小山头,远比不上伟大的唐古拉山。这里,没有大江大河。它们长得那么谨慎保守,以至可怜的积水连涌动成小溪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条从官冒顶最北端的一座山里修出来的路,把它下面的肠子割断了。这条路在断流处,与银厂沟的山路叠在一起,源头,就成了一个永远淤血的伤疤。
在这个伤疤的上方,人们在这里掏了两三个矿井。说是矿井,其实不过是井一样的深洞。里面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就是黑泥巴。不过,这样的泥土,比长庄稼的泥土重得多,也值钱多了。没有人会买庄稼的家,但是,却有人不断轰隆隆地开着汽车穿过艰险的山路,来买这样的黑泥巴。一般,载重量1吨的车子,一车要200多元;4吨的要500多。据说,可以炼锌。农闲的时候,一些力气大胆量也大的人们,就来到山路边,甩开膀子挖井,然后用小背篓,一篓一篓地把黑泥巴背到路边,整齐地码起来。黑泥巴很重,一块人头大的泥巴,有一二十斤。拿一块在手里,沉甸甸的。泥土的血液染在手上,油亮油亮的,像铅笔灰一样。说是黑泥巴,倒更像是蓝色的,只是比蓝色更黑一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是锄头与泥巴较量时泥巴被齐齐割断的伤口,像打磨得不够光滑的镜子一样。远远看去,夕阳中它们便是燃烧的黄金。但是,这样值钱的泥土,并不是好挖的,一个人一个月也难得挖出一车来,它们像铁一样僵硬,紧紧地依附在大地母亲的骨头上,像煮不熟的鱼肉,难得啃下来。邻村一个叫“老六”的人,就在一个下午,被坍塌的矿井掩埋了,丢下一双不到十岁的儿女。没有人负责赔偿,那是他一个人的黄金作坊。这是发生在2001年夏天的事情。
黑泥巴是我们小孩子的玩具之一。我们常常把那种很鲜活的湿泥,使劲地在光滑的石板或者地板上摔,我们的力气,创造了我们年幼的小轿车和五角大楼。大人们则用它来糊炉子。这种泥土比一般的泥土耐火,至少可以用三四年,才会开裂。其他泥土糊的炉子,最多一年就被烈火烧坏了。一些黑泥巴还可以当煤炭烧,只是烟太大,有一股很呛人的硫磺味,人们将它们称为“土炭”。
在1990年代,银厂沟有三片房子,砖墙石棉瓦。这三片房子,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工厂。我们称它为“炼锌厂”。这个厂经常买黑泥巴做原料。他们把黑泥巴堆在地上,弄平了,浇上许多水,把它们泡软了,然后一大群工人就光着脚板跳进去踩,把泥巴踩得稀烂。蓝黑色的泥浆,把他们弄得像泥鳅一样。这群来自四川的大孩子们,边踩还边吼着号子,或者大声地唱歌,走调的歌曲,像溅起的泥水,让路过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他们把踩得稀烂的泥土,又踩成了大块大块的豆腐,然后,让它们在阳光下一下子变老。白头之后,他们又拿起一把把大砍刀或者铁剑,把大豆腐块切成小豆腐块,然后拿到机器上,把四四方方的豆腐,做成巨大的窝窝头,长长的,一米左右,尖尖的,像甲午海战里邓世昌的炮弹壳一样。这,就是“锌罐”。起先,罐子是黑蓝色的,阳光暴晒下,有了些牛奶白,更多的还是咖啡色。工人们还得把它们放进窑洞里去用烈火焚烧。烧好的罐子,有的是爆米花一样的黄白色,有的则成了铁青夹金的青铜色。青铜色的把其它色种的要结实,也要光亮,这些是精品。烧好的罐子,有远方的大型汽车把它们拉走,整整齐齐排列在车子里的罐子,威风八面,俨然是威力无比的炮弹。肯定不会用做弹壳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的用途。
我们只把它用来做小烟囱,在我们的语言里,它的名字叫“拔火罐”。每天生火的时候,奶奶就会把去掉弹头的拔火罐罩在烟雾滚滚的炉子上,火炉里的烟雾,便像水泵里冲出的水柱一样,向蓝天呼啸而去。不一会儿,欢快的火苗诞生了,它们呼喊着,放浪地大笑着。我常常站在火炉边,观望火苗暴跳如雷的气势。我时常在想,它们为什么要这样急噪,难道是因为它们马上就要被一些锅具掩盖,不能再欢腾,不能再舞蹈了吗?在拔火罐里,它们是青春的,活泼的,像个泼妇,自由奔放,离开拔火罐,它们就成了死火。为了观看热血一样喷涌的火焰,我学会了生火。生火与生活,它们是那么近,没有火,我们就得像原始人一样;而它们又那么遥远,火,绝对不是生活的真相,生活总是以平静冷淡的姿态出现,期待激情的燃烧,或者覆盖它所期待的。
火炉里的火焰当然没有厂子里的壮观。白天,火焰被剥夺了它们作为火焰那喷涌炽热而耀眼的神采。夜晚或者黎明,火焰却是对黑暗的公开谤击。到山顶去,你就会看见,半个天空都红了起来。天空因此而更加高远,忠实的星斗,护卫着上帝,向更黑更远的地方逃窜而去。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了不着边际的梦幻。是一柱小小的火焰,温暖着他们的梦想,照亮他们的心灵。
要有火焰,当然要有煤炭。厂里用的是焦炭。那时节我们家用的炭,都是从厂里买来的。他们当然不会把焦炭卖给我们,我们也买不起。我们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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