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中国还很穷，尤其是农村。农民成年累月地干活，收入的粮食也就够吃半年的。其他日子就靠吃统销粮度日。一般家庭都是这样。可我家几乎没有吃过统销粮，更不用说是野菜。我妈妈还常常接济亲戚或街坊。这缘于我有一个善于经营的父亲。
我们那儿是山区，人少地广，土地贫瘠。父亲是一队之长，他自作主张给每户村民分了一块自留地，这块自留地不知帮了村民多少忙呢！至今，村民还感激父亲大人的英明决策。他们都说：“这自留地就是救命地。”
我家也占了自留地的光。父亲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还在它周围开出了许多荒地。这些地的面积都不大。大的也就十几平方米，小的仅有我家锅台那么大。每块地的形状都极不规则。有一块地的形状参差不齐，我哥叫它狗牙地；有一块地的形状像个葫芦，我就叫它葫芦地；还有一块地，父亲叫它王家赖头，原因是它几乎年年被山洪冲毁，而父亲固执地年年修好它。父亲说这是我们老王家赖的一块地，它就该有这样的名字。
父亲常对我们说：“要想庄稼长得好，就得让它吃得饱。”每年冬天，村民大都挂锄歇掀，开始猫冬。老婆孩子热炕头。父亲却每天早晨在鸡叫头遍就去拾狗粪。那几年狗多，粪也多。一冬下来，父亲拾得粪堆成了小山。哥把粪扬到地里足有半尺后。平时，一有空闲，父亲就到地里忙活。父亲大人也常带着我们兄妹去地里干活，就像老母鸡带着小鸡去觅食。父亲常常说：“伺弄地就像伺弄孩子，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
果真如此。秋天，我家收入的粮食是别人家的几倍。邻居都说我家的风水好。不管是丰收年还是歉收年，庄家的收成总是不错。最喜的一年。收成特别好。这一年，风调雨顺，不管什么庄稼都长得好。只要往地里下个种，庄稼就像疯了般长。地瓜长得赛过小孩的头，其中一个地瓜长得特别像个胖娃娃，有眼有鼻子有小嘴，笑容可掬，父亲就把它挂在家里的墙上，成了我家的装饰品，也成了我家的骄傲。再看看那玉米棒子，一大棒一大棒的，真像小孩子的胳臂。邻居家的老爷爷胡子一撅一撅地笑呵呵地问我父亲：“老伙计，你是怎样种的地？给我说说，明年我也试试。”
这一年，我家光地瓜干就装了两个大囤子，花生米收了好几麻袋，玉米棒子挂满了院子。家里屋檐下，老榆树上都挂满了玉米棒子。家里的瓮瓮罐罐盛满了绿豆、黄豆、红小豆、高粱。妈妈笑呵呵地说：“要是在过去，你爹准是个地主。”
父亲对教育子女也要不一般的见识。父亲没有读过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都读好书。我奶奶一生共生了十四个孩子，前边八个都死了，一直拉不起个孩子来。我大伯的出生，为家里带来了转机和欢乐。爷爷奶奶视大伯若掌上明珠。从小大伯吃好喝好，还捞着读书，后来大伯参加革命，成了南下干部。后来奶奶又生了三个姑。到我父亲出生时，奶奶爷爷年纪大了，家里的活全靠父亲，父亲就几乎没读书，整天干活。父亲自己没读书，特希望我们兄妹要好好读书。他常常说：“三辈不读书，一窝都是猪。”；“家有万贯，不如叫子女读书。”父亲病重时拉着母亲的手说：“就是卖房子卖地，也要供孩子读书。”其实，父亲一生最大的成功是他养育七个令他骄傲的儿女。
我十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一生平平淡淡，苦心经营，让我们一家吃饱穿暖，尽了父亲的职责。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没有人能随便成功，人生需要要好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