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家讲坛》火了于丹。
有人说，这是个文化快餐的时代。也有人说，于丹是学术超女。甚至，有人痛哭流涕，说于丹误读典籍，曲解圣贤。但不管怎么说，于丹已经实实在在地火了。
于丹火了，说明很有一些人喜欢于丹。换言之，就是说很有一些人喜欢看于丹这样地去解读《论语》。这就表明，于丹这样地解读《论语》自有她的价值，有她的市场。
《百家讲坛》自开播以来，我就喜欢看。所以，于丹的《论语》心得我也看了几期。后来，在网上下载了电子版，匆匆看了一遍。
无意去评价于丹关于《论语》心得的得失，因为，我看她的《论语》心得不是为评价她的得失而去的。我只是想印证一下，就读《论语》而言，她所见与我所见究竟有哪些不同？这就如我看易中天品《三国》时是一样的心态。
我总以为，看别人对经典的解说，远不如自己直接看原著来得实惠。别人对经典的解读，一定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已经经过了他的大脑的消化。他的解读必定会与原著相差甚远，这是毫无疑义地。如果不看原著，而是希图靠他人的解读来达到了解原著的目的，所得一定甚少。这就好比有人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色香味俱全。然而，你却自己不动筷子，指望着他人先在嘴里咀嚼一番，然而喂到你的嘴里。虽然，这样子容易消化一些，但很多营养一定流失了，而且口感也必定大打折扣。也许，你还会有一些恶心的感觉。我琢磨着，为什么有些人对于丹这样地解读《论语》觉得愤怒或者恶心，正是源于此。
其实，《论语》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们的一部著作而已，而孔子不过是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子的弟子们把孔子与他们的言谈记录成一部书，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政治的需要，这部书成了经典，孔子也成了圣人。褪去那些华而不实的光环和色彩，我们就会发现，孔子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他的身份是一位学者。虽然孔子做过官，但这丝毫不影响孔子的学者身份。或者，我们今天还可以称其为思想家、教育家或哲学家。于丹也是一位学者，一个领着国家工资的教授。基于此，她对孔子多一些溢美之辞，甚至多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二）
我们知道，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而孔子就是儒家的创建人。在那个时代，能与儒家相抗衡的至少有墨家。据说在当时，墨子是与孔子享有同样盛名的，而且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他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他创立墨家，提倡“兼爱”，被后来的孟子斥为禽兽。然而，后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墨子“兼爱”学说的最好注脚。孟子是这样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子提倡兼爱，就是对天下人是一样的爱。家人也好，朋友也好，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总之，对一切人，都要同等地、无差别地去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如果被孟子听到了，也会被斥为禽兽的。当然，孟子是不会听到这句话的，因为孟子比范仲淹早生了千多年。但是，“兼爱”这种观念，至今还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此外，墨子是中国“侠”的鼻祖，是“侠之大者”的大侠，不同于后世的游侠之流。他的弟子也个个都是武艺高强任侠仗义之辈。在“钜子”墨子的带领下，这些人组成战斗力极强的军事组织。据说有一次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就带了弟子们帮助宋国守城，然后只身前往楚国，在楚王面前与善攻的公输般演绎攻防之道。公输般用尽攻击的方法，都被墨子不费劲地破解了。公输般说：“虽然我输了，但是我知道怎样羸你。只是，这个方法我不愿意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你的方法。”楚王问到底是什么方法？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杀掉我，然后就可以攻城了。可是，我的弟子300人在禽子的带领下，已经在宋国用我的方法守城了。你就是杀了我，也攻不下宋城。”楚王决定放弃攻打宋国。有句成语叫做“般攻墨守”，说的就是这个典故。从内心来讲，先秦诸子中，我更喜欢“侠之大者”的墨子一些。他们的侠烈之气比孟子的“浩然之气”更荡气回肠，更令人神往。然而，作为经邦济世来说，儒家不行，墨家也不行。以孔孟之道来治天下是行不通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欺世之谈罢了。经邦济世，最有作用的是法家。就算是现在，大家渴望的也是真正的法治之国，而不是中庸之国。说穿了，自先秦以来，不管是以道家治世，还是以儒家治世，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历代的统治者们最终都是以法家来治世的，这就是“外儒内法”的由来。所以，这里有必要说说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法家。

（三）
说到法家，不能不谈到商鞅。商鞅本名公孙鞅，又称卫鞅，因封地于商，故又称之为商鞅。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商鞅变法带来了秦国几十年的强盛，为强秦一统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鞅的变法是成功的。“城门立木”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商鞅令人在城的南门立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宣布说谁能单独把木头从城的南门搬到北门，奖赏十金。但大家都以为是戏耍，没有人相信这是动真格的。后把奖赏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人心动了，把木头扛到北门，而得到了五十金。商鞅的推行县制和统一度量衡，以及明确法令和户籍制度改革，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战国策》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虽然商鞅最终是被秦惠王车裂而死，但是商鞅的新法却被秦沿用，为秦扫荡六雄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与后来的韩非子有点类似。
韩非子是最后的法家。在韩非子之前，法家有三派。一派是以强调权力和权势的慎到为首。一派是以强调方法和技巧的申不害为首。再有一派就是高度重视法律和法制的商鞅了。据说，韩非子有点口吃，但他却是集三家之大成者。他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他重视立法，他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他认为，立法之后，一切依法令来办事，则天下大治。这跟现在的“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是何等惊人的相似。韩非子死于秦国的狱中，但秦国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子的学说，并从中得到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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