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已成为人们心中一个极具精神感召力的圣地。
然而在1948年以前，她不过是冀中的一处穷乡僻壤，在历史上无名无姓，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她，亦是选择了艰苦朴素，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还在艰难、贫苦之中，中国共产党是决不能先百姓之乐而乐的。这种选择是对虚荣、骄奢的远离，更是对高高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态度的远离。
在这一处偏远的小山村里，共产党借得民房一间，房内三张桌子作为情报、作战、资料三部门，因为作战用的红蓝铅笔很难买到，作战参谋就用红蓝毛线在地图上推演、标识。在院中的石碾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研究战局，“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奠定了解放大局。不避简陋，不畏艰苦——这就是西柏坡精神。
而与此同时，在南京——这个战国时期即被楚威王望见王气而埋金镇之的赫赫有名的六朝古都、纸醉金迷之城，是国民党“剿匪”的总指挥部。作战指挥设施一应俱全，但从这里发出的指令却使前线将士节节败退，真正是“金陵王气黯然收”。国民党选择了南京，亦是选择了骄逸浮奢、远离人民。
在西柏坡农家院里，简陋的土坯房，昏黄的煤油灯，一切生活、工作用品都十分简陋，党中央的领袖穿着和所有其他干部一样的灰色制服，和村民一样地生活，毛泽东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一起插秧，领导夫人们时常自己纺线，任弼时家睡的土炕上至今还放着一架纺车。他们是人民的子弟，所以生活在人民之中，与之共艰苦。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西柏坡精神。
在南京国防部大楼里，有着呢绒长桌、真皮沙发、香烟咖啡，指挥者住的是洋房、别墅，用的是电灯，穿的是高级制服，出行是汽车代步，一切生活、工作用品都足够丰富，他们不是百姓的子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阶级，所以享乐一定在百姓之前。
在西柏坡，因为选择了与人民在一起，所以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和决断都朴素、求实，舍弃一切形式，只求切实解决问题。在土坯房内一张从老乡家借来的只有二尺宽、齐膝高的小桌上，刘少奇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在村口召开了。主席台是露天里搭起的白布棚，棚前放着一些石头块，从各边区来的代表就坐在这些石头上，没有呢绒长桌，没有舒适的高背椅，没有茶水，这是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纯粹内容的会议，这个朴素的会议是西柏坡众多会议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会议就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与形式无关，朴素求实——这就是西柏坡精神。
1949年3月5日的西柏坡，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是同志们自己盖的大伙房，会议对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解放，以及保证让中国革命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作了必要而充分的准备，这次会议是为“进京赶考”准备的答卷。从西柏坡走出，赶向北平，在简陋的会场里共产党得到的却是“不学李自成进北京就腐化”的告诫，防止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两个务必深入人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胜前先戒骄，富后思安贫，这让人深刻理解到深植在中国共产党骨子里的忧患意识，更升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和力量在一间简陋的大伙房里为新中国奠基。
参观西柏坡，每一位讲解员都会对你说“西柏坡，尽管她没有故宫馆藏文物那样价值连城，没有临潼兵马俑的雄伟壮观，但因为她的精神和力量显得十分伟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精神感召力非但没有失去，反而召使更多的人走近它，深入理解并践行之。弘扬西柏坡精神，做西柏坡精神传人，在新的世纪里，更有着特别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