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着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他就是我的大伯刘翔（五爷之子）。
大伯的童年，是一段饱含血泪的苦难史，他的苦难是从其父亲刘玉衡的壮烈牺牲开始的。
朦胧童年时期，我就听父亲提起过刘玉衡烈士（我的五爷），好学上进，虽然家境贫困，但曾祖父硬是撑着让他读完了小学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并于一九二七年毕业于江西省南昌心远大学。在“五四”运动的召唤下，他作为当地唯一的大学生，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西区苏维埃秘书长职务，先后在南昌、上海等地积极编写革命小说、杂志等进行革命宣传，威震四乡。当时用家乡话形容他是：“脚跺一跺，地球也要撼三撼”。
一九二六年，五爷牺牲于江西省吉安市半苏巷，时年二十六岁，从那以后，我的大伯刘翔苦难的日子就开始了，大伯的母亲（五婆婆）经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游垅、游山，由于无奈和穷困潦倒，她将儿子（我的大伯）和女儿抛弃在山上一座破庙里，后来又跑回去寻找，只找到儿子（我的大伯刘翔，被永新的一位慈善的婆婆收养了），而女儿却杳无音讯。一家四口，死的死，丢的丢，五婆婆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摧残，时好时坏，大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那时正值国民党抓壮丁，大伯就以卖壮丁的方式服役，就这样一去不返乡，定居到了台湾。
转眼间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大伯也到了耄耋之年，大伯对家乡、对亲人刻骨铭心地想念，一九九一年，他终于提起笔，给家乡亲人写了第一封寻访母亲和亲人的信。父亲一接到这来之不易的信函，立刻写下了洋洋洒洒十几张信纸的回信，诉说家乡的巨大变化，家乡的亲人和自己多年来寻找他的心愿，请求他到大陆来探亲，诉说衷肠。
直至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大伯终于回到了我们家乡，那逝去的岁月使他的额头刻上了一道道深深的痕迹，然而他依然精神矍铄，性格开朗，不时地哼几句京剧，讲述着他在军队的经历，讲起了国民党兵在福建被老百姓当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遭遇。然而在逆境中，他却始终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完了初、高中、大学的全部课程。
在与我们相处的二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了家乡农村的巨大变化，村村通公路，户户盖高楼，家用电器、程控电话进了农户中，使他感慨万千，大陆政策让农民奔上了小康致富路，也许是兴奋至极，他彻夜难眠。
探亲的日子飞逝而过，大伯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坐在去机场飞驰的出租车里，他心有感触，禁不住吟诵起“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酒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说完拿起照相机，对着晨雾迷茫的路旁一颗枇杷树摄下一景，我不禁潸然泪下。
回到台湾，大伯就时常写信给父亲和我，在讲述中国文学的同时，经常写文章呼吁大陆台湾早日统一，在信中他写道：每晚都要看武侠小说，以看金庸的最多，我国古典文学、传记小说有几部最喜欢的，再三再四的阅读，他记得有：《封神榜》、《东周列国》、《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儿女英雄传》、《金瓶梅》、《包公传》……
从大伯倾诉的信中，我看到了大陆和台湾的文化渊源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大伯的眼里，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眷恋不舍，他还在信中写道：“我很喜欢庐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还有'桂林山水甲天下'，多得很呢！如果将来我回家乡定居，我唯一志愿就是在有生之年游遍名山大川及名胜古迹。古人说，走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哩！”大伯到家乡探亲期间，捐赠资金给江西省吉安县文天祥烈士纪念馆，在烈士纪念馆重温了他父亲刘玉衡烈士的生平事迹，并且投资家乡农用设备、农用灌溉。他很遗憾，没有见到他母亲最后一面，亲人们带他到他母亲的坟莹上培上一把土，尽上他一份赤子之心。家乡的一水一土，让他倍感亲切，他由衷地感激人民政府给了他回家探亲的机会。
虽然大伯已离我们而去，但每当我想起在飞机场，一位拖着一个行李箱、踽踽而行的风蚀残年的老人，那重获新生的孩儿样，看到那保存完好的一大叠他的来信时，心中就涌起一股热望：愿大陆、台湾早日实现统一，愿天下所有的亲人早日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