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氏，女妖也。”何妖？狐仙也！
任氏，与所有的狐仙一样，容貌姝丽，“多诱男子偶宿”。初遇“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之郑六，可能也只是想诱其“偶宿”。然郑六见“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便一见难忘，虽知其为“妖”，“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也许，正是这一番深情，这一种念想，感动了任氏。再次相见，便“愿终己以奉巾栉”。可见，妖亦通人情，亦知珍重情爱。
任氏为什么会选择郑六呢？想来，既然曾“多诱男子偶宿”，其所见者，定然有才貌、身世超过郑六者。但其选择郑六寄托终身，却似乎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信手拈来。这样的选择，既有任氏“女为悦己者容”的现实报答，似乎也有作者“贫贱夫妻长相守”的理想寄托。而郑六为什么明知任氏为妖，却依然故我，愿与之相守呢？原因却很简单：“亦好酒色”之郑六，怎忍与惊为天人的任氏分开？“勤想如是，忍相弃乎？”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为了进一步刻画已经“人化”的妖的人情世故和人间生活，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任氏与韦崟的纠角。韦崟，“少落拓，好饮酒”，“夙从逸游，多识美丽”。初见任氏，情不自禁，“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此时，任氏已为郑六妇，贞操观念已入“妖心”，“不服”，“既缓，悍御如初”，“自度不免……而神色惨变”。然后，经过一番深情表白，使韦崟“爱之重之，无所吝惜，一食一饭，未尝忘焉”。而对如此钟爱自己的韦崟，任氏无法做到以身以心相许，便先后引荐了张十五娘、将军缅之宠奴，与崟“通之”。
原来，妖不仅懂得享受人间情爱，亦重义厚谊。面对韦崟的深情厚义，任氏虽不能用自己的情爱回馈报答，亦知投其所好，为其引荐“姝丽“，满足其猎艳之心。这样做，虽然不太道德，没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于一妖，却也可以理解。此时的任氏，已然不仅仅是一人间知情晓爱的普通女子，亦然具有了为朋友肝脑涂地、两肋插刀之男儿豪情。
更让人泫然的是任氏的悲惨结局。作为妖亦或仙，她已经知道“是岁不利西行”，但依然经不住郑六“恳请如此”，“遂行”。路遇苍犬，“欻然坠于地”，“为犬所毙”。这种“明知途有犬、偏向犬途行”，为爱而以身伺犬的大义，岂是一般女子所能为？
读《任氏传》，惊于任氏之美，讶于唐代风气之开化，异于传奇与后来狐仙故事之不同，憾于文中男子对任氏之浅层理解。
任氏的美，文中多次写及。郑六初见，“容色姝丽”；再见，“光彩艳丽如初”。韦崟初见“爱之发狂”，都只是点染之笔。韦崟家童的连续三次“非其伦”，让人生出无限的想象来；而市人张大“此必天人……非人间所宜有者”的告诫，更让这想象无法找到边际。很多时候，词语是无法描摹美丽的。因为美丽，不仅是外形，还是内心的外化，还有观者的情绪。所以，美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任氏的美丽，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美丽；甚至是想象中也无法寻见的美丽。
唐代，是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大一统的国度，繁荣昌盛的国力，儒、道、佛多元文化并存、互相促进，社会风气宽和包容。《任氏传》虽为传奇，但其中亦有当时社会习俗的折射，尤可窥见其比较开化的人文风气：韦崟日与任氏游，“每相狎昵，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这种情形，在后来的宋、明、清，几乎无法想象。
《任氏传》与后来，特别是《聊斋志异》里的狐仙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那就是男主人公的身份。任氏遇到两个男子，均是落拓不羁，好冶游的“浪子”，武人。而到了蒲松龄的笔下，狐仙们钟情的男子却多为读书人。为何会这样呢？也许，后来的写作者有意无意中，将自己“内化”于故事，想象着美丽艳绝的狐仙钟情于己；也许，唐代“武功”可为，而宋明清“文治”的理念深入人心，书写者便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狐仙喜欢书生；也许，这既是人文底蕴沉入小说的自觉，也是文人张力凸现于小说的自恋。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狐仙们喜欢的，多是“穷”而后“达”的人，唐代如此，宋明清依然如此。
很遗憾，任氏，如此一位情感丰富的狐仙，在郑六、韦崟等人眼里却只是貌美而已。全篇，除韦崟对任氏“神色惨变”而说的一席话“敛衽而谢”，可以说初步深入“妖”心外，几无男人对任氏深层次的喜欢和理解。怪不得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叹道：“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貌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于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
《任氏传》虽然只是小说的一个源头，亦或只是小说的雏形，但小说的基本要素：鲜明的人物、起伏的情节、完整的故事等却已初备。虽其描写还不能深入“人心”，向更深层次发展，塑造出有血有肉有灵气的形象，但任氏，她的美丽，她的坚贞，她的赴死，却让人久久念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