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阳光下，“飕飕”的西北风把被夏天闷得燥热难耐的辽西山屯吹得凉快下来，山峦的皱褶中，山屯里的人象不知疲倦的蚂蚁一般，穿梭在舒爽美丽的风景里，忙着收秋的事情。

下梨
秋分刚过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母亲在吃早饭的时侯，郑重地向我们几个孩儿们宣布，今天咱们去下梨。下梨就是摘梨，辽西的山里人，都管摘梨叫下梨。我和妹妹们即刻一阵欢呼，忙三伙四地扒拉完碗中的饭，就等着随母亲出发。我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盼的是与父母共同享受采摘收获的喜悦；也怕这一天的到来，从此就再也不能每天一大早就跑到梨树下，拣几个被秋风刮掉的光溜水滑的大梨吃。
下梨的地方，就在我家宅院的东边。那里有两棵梨树，一棵是甜梨树，甜梨就是白梨；一棵是酸梨树，酸梨就是安梨。这两棵梨树，是父亲小的时候，爷爷亲手栽下的。“桃三杏四梨五年”，这两棵树，早就进入盛果期了。
从外形看，酸梨树大些，树杆高些，树冠上下差不多一边打，象一个绿色的大灯笼；甜梨树小些，树干矮些，树冠尖小底大，象一座绿色的圆塔。两棵树枝叶相接，春夏秋冬，日月星辰，相依相伴。
甜梨树在北，酸梨树在南。盛夏时节，每到北风袭来时，甜梨树就带着它的果、叶孩儿们，柔弱地偎向酸梨树。酸梨树则傲挺着身躯，带着它的果、叶孩儿们，我自岿然不动地挡扶着甜梨树。于是，甜梨树上的果孩儿们幸福成甜嫩型，酸梨树上的果儿们则个性成酸硬型。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甜梨树逐渐长成了枝条和冠形都顺向酸梨树的态势。
两树站在春天里，春天便弥漫着浓浓的花香；两树站在夏天里，夏天便拥有着盛盛的葱绿；两树站在秋天里，秋天便呈现着脆脆的酸甜；两树站在冬天里，冬天便孕育着殷殷的希望。两树飘香成一首歌，两树浓绿成一幅画，两树酸甜成一首诗，两树铿锵成一支曲。这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强一弱的两棵树，在我家宅院的东边，站成了一个风景的童话。酸梨树长成了一座峰，甜梨树则偎成了一座山，这树魂就是峰魂，这树魂就是山魂。峰壁山峦，凝固成川溪、生灵的屏障；两树相息，生长成父母的寄托、希望。
下梨这一天，是两棵梨树下最热闹的一天。筐一片，篓一片，摇尾狗一条，溜达鸡一群，宅院人全家。
早春乍暖还寒时，父母就为这一天奠基了。我们几个孩儿们，也为这一天期盼了。父亲拿着树剪子，梳理着枝冠的容貌。母亲操着镰刀片儿，刮净冬日结在树干上的皴皮。地刚刚开化，父母挥镐动锹，在树下开一个近乎于树冠大小的树埯子，给树根松土。父亲要挑来四五十担水，灌满树埯子，让树喝足醒春萌芽的水。夏天，父亲割来嫩荆条，在树埯中压青，给树吃好绿肥的小灶。
我们看着花开花谢，看着春去秋来，看着树上的果一嘟噜一嘟噜地慢慢成熟。那满树的金黄，诱惑着我们贪婪的口水。但他们可是父母眼中的钱串儿，是我们家一年开销的指向，我们只能望果止馋。梨娃娃到秋分时才真正吃饱了树妈妈的琼浆玉液，才到了下梨的最好时节。
从白露开始，有些梨娃娃就先期离开了树妈妈，每天早晨，我们就到树下去分享这些早逝的果实。我们盼望有更多的梨娃娃能早一些离开树妈妈，也盼秋分能来得晚一些。但秋分还是如期地到了，父母带着我们下梨了。看着满树金黄的梨宝宝，我还是充满了喜悦。
我和父亲下酸梨。我上树去摘，把荆条筐拴个榆木钩子，挂在树卡巴上。摘满筐了，就用绳子系给在树下摘梨的父亲。妹妹们和母亲下甜梨。妹妹们在树上，母亲在树下。摘下的梨，父母顺手就把那些个小的、形状差的挑出来。这挑出来的，就是我们未来的享受，而剩下的，就是父母卖出家里零花钱的希望。可挑出来的，总是很少。也许，树妈妈这样才对的起精心为他们付出的我的父母。
树大些，梨多些，父母高兴些，我们就幸福些。
父母不正是擎起我们这个家的两棵树吗？

割高粱
西边的大坝上，有我们家的一块自留地。西边是我们那个山屯的西边，西边坝上就是山屯西边的大坝上。在那块不足一亩田的自留地上，父母年年都要种高粱。儿时的记忆中，辽西的山坳里，到处都是坡坡片片的高粱。深秋时节，通红通红的高粱，象列队齐整的士兵高擎着艳艳的火把，把秋日的山屯映耀得处处殷红。
西边坝上的我们家的那块高粱地也年年地适时而红，在秋风里，红得齐整，红得分明，红得浓艳，红得灿烂。母亲说，那是爽爽的秋风吹红的，那是艳艳的秋日晒红的。而在我心里，那红高粱的粒粒血红，是父母用汗水和心血度成的。
谷雨刚过，父母就抽时间带着我们，带着高粱种子，也带着所有应该带着的播种工具，到西边坝上的田里，去播种我们家的希望，去播种我们心中的红高粱。在母亲身上背着的高粱种子，是母亲领着我们围坐在饭桌边，一粒一粒挑选出来的，粒粒饱满，一点包崽儿和杂质也没有。地里的粪堆均匀地排列着，那是父亲从我家猪圈里运来的，而且堆堆都倒得很细。
母亲告诉我，没成立合作社时，这块地整片都是太奶家的。爷爷七岁时，太爷就去世了，太奶拉扯着爷爷和爷爷的两个妹妹过日子。太奶刚强、碴拉。一个三十多岁的农家妇女，带着三个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苦干，硬是在这河滩地边，建成了山屯里最长的一条防洪大坝，大坝边全部栽上了杨柳树。母亲说，这在当时，就是一个男人都不敢想象的事。春去春又来，这块原本瘠薄的河滩地，在太奶的手里，面积大起来，土质肥沃起来。太奶带着他的孩子们，年年在这里种高粱，年年收获着日子的红火。
入社后，这块地成了生产队的地胡儿。“地胡儿”是我们山村人对土质最肥沃的地块的叫法。生产队分自留地时，社员们一股脑儿地要求就分西边坝上的那块大地。那时，生产队的社员们大多都知道这块地里发生的故事，有的还是亲眼目睹者，大家就没让父母参与分地抓阄，破例把整个地块中的最中间的一段分给了我们。虽然整块地都差不多，但我们仍然会感谢那浓浓的乡情。那乡情，不正如红高粱一般的色彩鲜浓吗？
按照父母的安排，我们一家人种高粱的分工很明确。父亲挥镐开垄，母亲点种、滤粪，我和妹妹培土、靶压，各道工序井井有条。父母的活干得非常精细。母亲边点着种子，便对我们讲，早些年的时候，我太奶家没有大牲口，种地就是这么刨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