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赓续不绝，应该说教育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我认真阅读了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中编之第八章，似乎总是有一些感慨。现在稍微梳理一下思绪，有如下的一些想法隐约浮现出来，不妨信笔所之，恭呈老师目前：
一、教育其实主要就是对于文化的传承，有术语名之曰“薪火相传”，但是我们的传统教育却似乎薪大于火，以至于浓烟滚滚，火光微微。举个较为简单的例子：中国的传统教育大抵师贤于生，比如孔子弟子三千余，贤者七十二，但都没有达到或超过孔子者。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有大出息而成大圣贤的大抵是先生而非弟子，有点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虽然唐朝的韩愈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说法，可谓新鲜，但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真的如此。我们都知道韩愈“抗颜为师”，但我们也知道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如李翱、皇甫湜、孙樵、刘蜕之辈却是不能望韩愈之项背的。《四库全书简目》曾这样介绍皇甫湜说：“其文与李翱同出韩愈，愈文谨严而奇崛，翱得其谨严，湜得其奇崛，故名亚于愈。”（转引自高文、何法周主编《唐文选》下册第669页。）教师渐渐地在学生面前就成了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中国数千年文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远古，山峰就越高耸，后人就越难以逾越，先贤已逝，后继乏人，薪大于火，火光微微，恐怕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越发展到近世，也就越来越少创造和新意，越来越多守旧和因循的缘故。中国民间有云：“教一手，留一手，免得徒弟打师傅。”即可看作薪大于火之明证。
二、中国传统教育中，很容易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教师对于弟子其实并不是都象孔子那样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其实孔子也未尝不抑制学生）。我觉得老师对于学生更多的是借用某种预设的观念来抑制学生的思维，如果学生的答案符合那种预设的观念，则欣然快然，认为“孺子可教”；一旦学生的回答不符合那种预设的观念，则凄然勃然，认为“朽木不可雕”。长时间这样做的结果不外有二：要么学生天资愚钝，就是想不到那个预设的观念去，从此就灰心沮丧，自己也渐渐觉得自己不是做学问的材料，然后放弃了学业，只是崇拜先生，崇拜文化，真是尚未成人，即已俯首，就这样一辈子乖乖地匍匐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脚下，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他来说也不过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罢了；要么这个学生天资聪慧，稍加点拨就能豁然贯通，如梦初醒，这是最好不过了——然而仍旧有两种人于此分野：一种人是颜回一样的人，“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于是得到“贤哉回也”的美誉；一种人则只是善于察言观色而已，他能够察知教师大概的意图，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揣摩到先生的意思，“巧言令色”地回答一通，也让先生赞叹“启予者商也”，其实只是小智小慧，甚而至于伪善之徒而已。总之这种预设的观念大大地抑制了学生的创造能力，愚钝者容易匍匐，聪慧者又容易伪善，只有颜回这样似愚实智的人才谈得上传承文化，然而也不能超过他的先生，只能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此而已。
三、我觉得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有两端：一般地说是传承文明，但更多的是成为政治的奴婢。中国并不缺乏教师和教育家，但却缺乏相对独立的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乃是为中国政治而效劳的。说得好听点叫“经世致用”，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教育成为政治的奴婢。这就使得从教育的摇篮里慢慢成长起来的人慢慢地也就成为过分热衷于功名的政客，将自己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政治的囚笼，然后在教育、文化与政治之间似乎是天然地就建立起某种必然的联系，好象中国人生来就是一个权术的高手，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政客。而且中国的传统教育又多偏于道德伦理，使人常在抽象的善与抽象的恶之间留连，满足于利义和同之辩，君子小人之别，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化在政治以外的别的方面的创新和发展，而政治也由于染指的人太多而日益腐败龌龊，这种现象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存在，并且依然突出。这就无形中使得教育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显得有些无奈和苍白，教育不得不看政治的脸色行事，不得不在政治的高压之下日益异化为对人进行抑制的力量。教育的日益萎缩和奴化实际上最终将危害到政治本身，或许这也正是中国的封建王朝几乎总是治而后衰，衰而后乱，循环建朝，每况愈下的原因所在。
四、师生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是因为我看到第八章的结尾处有这么一段话：朱熹曾批评过官学师生关系淡漠的缺点，“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第208页）而在第192—193页，又有一段文字说自唐宋以后出现了书院，书院的建制有民办、官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书院讲学以义理修养为核心，颇能矫正科举之弊。又说师生以道相交，切磋学问，砥砺品格，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教师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献身教席，热心育人，学生则慕师而来，虚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师长。——又想到柳宗元曾有一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文章说到当时（中唐）的情形是：“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招收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看来人们对于教师其实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令人神往。忽然又想到今人南怀瑾的感叹：记得我们当年的老师是坐着教，学生站在旁边听；现在是老师站着教，学生们坐着听；将来恐怕是学生躺着听，老师跪着教。（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然而《中国文化概论》一书第197页却这样说：“中国古代教师的地位很高，无论是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的教师，还是私学、书院的教师，包括乡塾里的塾师，都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中国历来有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第207页却又引荀子的话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读来读去总让人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又想到现在的学校应该属于所谓“官学”的性质，而朱熹所曾批评的“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的现象还是大量地存在着，这实在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徒唤奈何。——我倒觉得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怎么尊重过教师，正如自古以来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