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苏轼，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潇洒。的确，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苏轼，留给了我们太多耳熟能详的诗词名篇。然而，当我们走到这些华美诗篇的背后，读一读苏轼的人生，不禁会对诗人忧国忧民而又超然物外的人生观油然而生钦敬。
在历史上，苏轼的出场绝对是惊艳的。参加科举考试的苏轼，以文理超卓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被录为第二，未获第一的原因，只是主考官欧阳修怀疑文章系弟子曾巩所作，避嫌而为。及至二人有书信交往，身为当时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断言：“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一言出，天下哗然。
虽然有高调的出场，苏轼的仕途、人生却坎坷异常。而这大都是由他的性格和人生观所造成。
刚在朝廷任职不久，苏轼很受神宗皇帝的赏识。然而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决定，站到了炙手可热的王安石变法新党的对面。劝谏神宗不要“求治太急，进人太锐，听言太快。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接下来一连串反对新法的言论，很为革新派所忌，受弹劾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苏轼连续被贬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行踪越来越远离权力中心，最后竟远至海南岛儋州，终于未能归来，在遇赦途中病逝。在此间，苏轼曾因新党有意罗织罪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获罪，差点丧命。也曾因神宗去世，哲宗继位而被诏还京。返京后不过区区二十天，苏轼连升三级，还得到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赏赐金腰带，正是一洗“前耻”，大展鸿图的时机。然而，苏轼再一次“不智”地站到当时得势的司马光旧党的反对面，而其原因，竟是因为司马光对王安石新法的全盘否定！苏轼的“不智”，大概在于他每次都“站错了队”，结果是新党旧党两面不讨好——这也几乎决定了苏轼一生的归宿，决不会是“庙堂之高”，而只能是“江湖之远”。
纵观苏轼的一生，“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可作为一个重大转折。此时的他完全可以变得“聪明些”，以他的才能和皇帝对他的赏识，受重用只是迟早的事。而苏轼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升华！从此他更加不计个人得失，为国为民据理力争，眼里没有新党旧党，只有于国于民利弊何在。而他的文风诗风也为之境界大开：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宋代豪放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冠绝千古的散文“前后”《赤壁赋》；也正是在这里，他筑起茅屋“东坡雪堂”并自号为“东坡”……也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那首极富象征意义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很显然，从自然界的风雨到人生的风雨，这时的苏轼都已能坦然面对。宠辱不惊的达观态度已从他的内心映射到有形的文字之中。自宋朝以来，苏轼被历史上的文学家们尊称为“髯仙”，这恐怕同他仙风道骨般的处事哲学不无关系。
王国维曾分别用一个字来评价同为宋代豪放词人的苏轼和辛弃疾，“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一个“旷”字，深得苏东坡的神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