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偶感小恙，故得以闲暇数日，突生“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的感慨。整个人静下心来，和老辈子们聊聊过去的事，聊聊他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它指的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这段时间，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又称“十年浩劫”。“文革”时期的政治烙印深深地埋藏在那辈人的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思想阴影”。与老人们闲聊下来，他们尽异口同声地说，“虽然当时属于‘非常时期’，但和现在比起来，人们的思想是多么的单纯，不像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贪污腐败。”
当然“文革”时期是建国以来干部群众最为艰难的时候，是“三年饥荒”过后，老百姓从生理极限进入思想灌输的过渡阶段。正因为部分老百姓被“绝对崇拜”的政治思潮所片面洗脑，以致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们总在“怀念过去的美好。”
荷兰哲学家斯宾纳莎曾说：“欲望即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欲望可看出什么样的人。”同样，张居正上疏明神宗时也提到：“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没有被监督、被约束的权力，便有滋生腐败的可能。不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特权便会阴魂不散。
其实，“文革”时期的特权腐败并不鲜见，在“票证经济”控制下的计划体系里，相对富裕的老百姓为了弄到“三大件”供应票，就得“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拎着“二十响”（香烟）、“手榴弹”（白酒）、“炸药包”（点心）给供销社主任、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行贿。相对贫穷的农民为了购买较多的布匹、食盐、同样得提着“点心”找他们讨要票证，或者“批条子”。当然，此类行为都是私底下进行，即所谓的“走后门”，“拉关系”。
同样，“文革”时期的人事腐败也很平常。无论是参军专业，还是招工提干，无论是推荐“工兵学员”，还是“知青”回城，解决夫妻异地分居，不但要看出身，看表现，更重要的就是“看后台”。对于“赢在起跑线”上的“官二代”，“权二代”们来说，“高干子弟”及关系户们总能高呼类似于当今“我爸是李刚”一样的“豪言壮语”，正如时下“傍大款”、“养小蜜”一般的司空见惯。
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也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文革”时期，在计划经济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下，基层干部掌握着屈指可数的公共资源，而“权力食物链”的过度滥用，势必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供需矛盾突出，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在粮食严重短缺的“赤贫时期”，时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发生。从权力的底层伊始，经过级级加码，生产力、生产关系及要素之间的权力干预，必然导致贪腐的出现。
犹记得蜗居临安的南宋高宗赵构对贪腐实行“嘉言懿行”的政治策略，论“惟于赃罪则不贷，盖以赃罪害及众，不可不治”。自秦汉以来,政治体制走向是朝向君主专制方向进行的，君主专制的特点就是权大于法，而“文革”时期正是权治到法治的摸索阶段。在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市场，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如何，并不能控制腐败的发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升官实为发财，以权实为谋私。没有权力监督，法律监管的社会，无论其意识形态下如何，必然导致权力的“一手遮天”。
“文革”时期的贪腐，不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个社会意识表象。
只要存在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无论下发多少个《反腐文件》，都无法控制腐败现象的发生。有鉴于此，我们可从胡锦涛总书记曾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得到答案，“提出要建立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对于从制度上、根源上限权、控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03.04日于贵州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