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一家网站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如此信访，到底可以走多远》，作者苍山月说自己单位的同事过去都盼着去北京，现在个个都怕去，原因是“一听去北京，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事情。说要你去北京接上访的人，头都大的不得了，情愿没有机会去首都”。
这是当前县级以下机关“维稳”队伍普遍承受的压力，普遍头痛的问题。
作者指出，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处处彰显“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决心。中央建立起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系会议制度就是典范。
然而，有些不正常现象非常值得重视。比如，为什么人们遇到问题普遍采取上访而不愿去法院解决?为什么有人堂而皇之的无理缠访而得不到任何惩处?为什么无论上访者有理没有理，反正给所在地方党委政府记一笔账?对上访者无论对否一律无限宽容，而地方党委政府则负有无限责任，这就逼出了一条无可奈何的措施：花钱买平安!
诚如苍山月所述，“上访者就是折磨你，不给解决路费不行，宿费不结也不行，还有好吃好喝好招待，还要看我是不是高兴，更有甚者，要挟你如果不给钱，我就不回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去给你划一道道。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让我们本地的人到窗口登记。于是，各省、市、县均在北京设立了专门接待信访人员的办事处，并派遣专门人员在那里坐镇，劳民伤财的是当地的政府和单位，怨声载道的倒是我们这些接访的人了，等于是案板上的肉，任信访的人来宰割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领导说的更加直接，摆平就是水平，可要真正摆平信访人，却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摆平只有花钱买平安!
买平安就是为了保稳定，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可是，花钱就一定能买到平安吗？别忘了中国还有句俗话：调皮的孩子多吃糖。有的无理缠访者，要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一次去京，带回来贴他(她)五万；二次去京，带回来贴他(她)十万；三次后开价竟达二三十万了！你不给？那我就去北京跳金水桥!闹得地方党政组织苦不堪言。此例一开，便是成全了新的“闹而优则仕”，难保效仿者后继无人。花钱买平安只能造成新的不稳定。
这就不能不反思一下我们现行的信访工作机制了。苍山月指出：一方面，国家一直强调要打破官僚主义的阻碍，不能对正常的上访群众搞拦堵；另一方面，国家又一再要求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要尽量减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重复上访。针对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或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当地领导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如今，信访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已不再遵循从村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市里，再从市里到省里，这些地方都解决不了，最后一站到北京的原则了(而是一步登天，直达北京。而且十分善于择机上访，选择党代会、人代会、奥运会等期间上访，效益更好)。因此，这种信访领导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别问题的解决，但在“问责”压力之下一些地方会采取一定的手段抑制上访。这就充分体现了信访制度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现实。既然敞开信访渠道，就不该不论青红皂白问责地方。一旦以登记数通报，就必然逼得地方围追堵截，“花钱买平安”，而花钱买平安的结果，必然是“调皮的孩子多吃糖”。更有甚者，局部地方私底下竟形成了信访产业:驻京办先告知信访者赴京，再通知地方党委政府带人，变相收取“信息费”、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消号费”——就是确保不登记、不通报。这同敞开信访渠道不是完全背道而驰了吗!
凡事都应该两分法，民主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敞开信访渠道是民主，无理缠访是有法不依，让调皮的孩子多吃糖是既无视民主又无视法制。而只要有人去京上访就问责地方、处理干部则会进一步“激访”——激发无理缠访者的欲望和斗志。
笔者赞成面对国情现实，考虑适时、适当调整信访制约机制：如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其次，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第三，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第四，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信访预期，依法处理无理缠访个案，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
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地方政权巩固，中央政权才能巩固。才是把稳定压倒一切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