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赋闲在家的工程师
我的好友王军（音）在家无所事事已经一年了，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上网打游戏、在家打麻将，或者陪老婆养孩子。作为一名高级工程技师，你可能会说，年纪轻轻的他，就这样浪费光阴实在不应该。但如果我告诉你，自从他打外企离职之后，没有再找到月薪6000RMB的工作，你或许就可以理解他内心的苦恼。在工商企业多年，当然认识一些公司工厂的负责人，通过介绍，他也去看了几家，当初说好是能力足就满足其要求的企业家们，在面试完之后，再三压低报酬，这引起王军的愤怒。有个邻居的老太太甚至不怀好意以为他犯了精神病。久而久之，不管我如何劝说，他都不愿再去找工作了。在他的心目中，要找到工作，除非去西欧、日本、或者美国。但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大背景下，显然不能。
事实上，2008年之前，企业和雇员80％以上未签订合同，相关法规形同虚设，工会的作用也从未有个正常的发挥。原因在于，老板们并不愿意执行根本就睁只眼闭只眼的《劳动法》，一直到新的修订本出来。恶意欠薪、随便裁员、压低底薪、克扣工资与胡乱罚款的现象相当普遍。像王军这样的高级工程师和管理员，自2006年到2009年三年间，据咨询调查得来的数据，他们在企业平均受雇的时间不超过2年零8个月。2008年后，劳动案件诉讼上升65％，有些企业主也感叹，现在有关系也保不住了，《劳动法》这次动真格了。由此可见，法律的缺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最远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法律的默然许可和宽松的舆论环境一度为债权阶层提供了而恶意用工的平台，近年来阻击交通系统、跳高楼、以死相逼讨薪的新闻层出不穷，就连我们日理万机的温家宝总理也为农民工讨要过工钱。加之，企业经济与地方GDP联系紧密，新的《劳动法》出台后，有些地方出现假倒闭、真逃跑现象，在号称制造之都的东莞，甚至出现台商协会与长安政府争执该不该提高底薪以适应劳动法规的局面，其后，部分台商迁离东莞。而用工荒的突然出现，大量增加的劳资纠纷，让相关公务管理部门应接不暇，据说，有个地方的劳动部门甚至被工人告上法庭，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可是头一回。西部开发、东北崛起，让原本招一个工作岗位就会引来一群人的东部沿海城市的繁荣不再，而大量的事实证明，“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缺乏规划的经济格局，已经伤害到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并让用工环境急剧恶化，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
之二：人力低成本成为常态
与劳资双方的内部矛盾不同，劳资双方的矛盾可以从法律层面解决，但像王军这类年纪轻轻就找不到工作的，却不是法律能解决得了的。探索背后的真实原因，乃是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人力价值低成本制度的政策引起的。比起显性的大学生和农民工失业数据，隐形的再就业和待业人群并不少，而这部分人至今未能得到重视。
几乎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官员，都热衷于开开放经济，而在环境和利益诉求上，开放经济等同于廉价的劳动力和低门槛的环保准入。后者在气候问题和水资源污染严重的今天，渐渐加强了控制。但低成本人力资源的局面，目前仍旧没有改变的明显迹象。
在公元2006年以前，中国珠三角所有的工人工资大约在450～650元之间，例如一家名叫BUBUKE（音）的名牌电子企业，给出的工人工资只有区区550RMB，根据当时通货价格，一个人食宿约为350～450元之间，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绝大部分是靠加班加点苦苦挣来的，否则，他们便活不下去。而懂得相关法律的人都知道，每月加班时间不可超过36小时，事实证明，高达98％的企业工厂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并且将在以后很长的时期不会遵守这一规定。
记得2007年夏天，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山西青年胡胜（音）告诉我，他到中山一家电子厂面试时，企业负责人很高兴地给出1500RMB的工资，对于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他表示比较满意。但是。在临近上班时，老板要求工资按天计算，而不是通常的月薪制。胡胜（音）要求签订临时合同，谁知工厂老板撕毁简历，怒气冲冲将他赶了出去。
在待遇相对稍高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宁波、大连等地，合同签署也只在30％左右。而偏远的贵州、西藏、青海，每月人工平均只有350RMB，最少的是贵州一家饮料厂，每月员工工资30RMB，时间是2003年，就算是在当地，这点工资只够买一件质量伪劣衬衫。由于长期以来对法律和人性的冷漠，企业主心安理得，相关公务员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新闻不见、上级不查，也就无人愿意管。
之三：市井文化上扬和精英文化的沉沦
说来奇怪，对正统思想的传颂和认同从来就没有被利益阶层实践过。在深圳较大的三和人力职介所，每天都有工厂公司在这里获得急需的人力资源，然而我们的专业调查人员发现，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意图极其不恰当。李艳（音）是一家内陆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她在招聘展位上的说明是：普通工人月薪900元，26天制，在900RMB的所谓政府规定的下线工资里面，还要扣除300RMB的食宿费用，实际工资只有600元。何况26天工作制明显与劳动法规相冲突。当调查员就此事咨询她知不知道违背了政府意愿和法律规定时，她颇为不耐烦：“像这样的做法很普遍啊！又不是我们一家！”
随后调查员又对入场的30多家企业进行排查，发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违法现象。但他们又都同时表示这是普遍做法。让调查员不理解的是，致电当地的法律援助热线，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不清楚！”
与在三和的遭遇相似，深圳市关内的深圳人才市场，一家文化公司开出的薪水让人心寒。根据深圳的地方性法规，关内的工资标准应是1000RMB以上，但这间公司开出的仅为1500RMB，还不包括食宿、工作费用。须知，在昂贵消费的关内，仅仅是租房每月就会花掉1000RMB左右，而饮食方面也会在600～800元之间。也就是说，这份工作不仅赚不到钱，还有可能赔钱。当调查员以求职者的身份提出异议时，招聘的老头子白了调查员一眼：“你爱干就干！不爱干就拉倒！”
从事文化传播的公司居然说出如此不文明的话，着实把调查员吓了一跳，面对如此粗暴的态度，我们只好离开。如今，在东南沿海一带，名为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