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前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倾向闭关锁国，因为广州这个海外贸易的港口随时都有被关闭的危险，行商们在帝国的重压下惨淡经营，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性。
也许1792年是个值得注意的年份，这一年马嘎尔尼率领着英国使团抵达北京，本打算趁着乾隆皇帝的寿诞建立一个正常的中英邦交，但是结果很让人沮丧，因为英国使节拒绝给皇帝下跪，由此使团的行为严重冒犯了帝国的礼制，帝国自然把英国视为不通礼数的蛮夷，对其提出的建立平等邦交发展贸易的合理要求不了了之。甚至帝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自我解嘲地认为，英国人的膝盖不会弯曲，所以他们不下跪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可笑的观点直到鸦片战争时还是很多军事将领的共识——英国人虽擅长海战但需要奔跑运动的陆战肯定不行，历史往往很富于戏剧性——鸦片战争中不论海战还是陆战，帝国的旗兵和绿营均不堪一击！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就会深深地感到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坚船利炮威胁下表现出的无知和软弱让人悲哀得难以克制。如果大清帝国的官员们能够稍稍了解世界形势，或者从考据义理注释里面抬头看看窗外的大势，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了。实际上英国并不想占领中国的领土开启另外一段异族统治中国的历史，它一开始只想在北京派驻公使而且能够赢得帝国官员们的尊重继而平等交往，同时商定贸易章程废除由政府垄断的公行制，在两国商人之间进行合法公平的贸易。蒋廷黻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出于民族情感的考虑，举出印度被英国占领成为殖民地的事实：自1600年英国侵入，建立东印度公司；1757年开始沦为英殖民地，1849年全境被英占领；1857年爆发反英大起义，次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英国对海外诸国一直有着领土野心。但很多史实是不能简单类推的，因为中国和印度有着太多的不同点
1960的咸丰朝廷犹如丧家之犬，但仍旧拼了老命也要拒绝接见任何一名英法代表，直到在热河夏宫一命归天。究其原因不免令人哑然，归根结蒂是怕外国使节觐见皇帝时不肯下跪而损害了国体，降低了帝国的威信！因为帝国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威信实现管理职能的。这是外国人所不了解的，并且因为这个隔膜一再继续战争。
相比之下俄国人就很对清朝官僚们的胃口，他们每三年派遣一个商队进入北京朝见皇帝，并且入乡随俗地顺应了帝国的礼制，所以在恰克图和另外一个地方俄国人得到特别的优待从而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
更可笑的就是耆英和璞鼎查的交往，耆英表面上甚至和璞鼎查结了干亲家，让璞鼎查的儿子做干儿子，这个英国外交官也答应等到儿子大学毕业了就派他到北京任职，这两位国家间的代表面子上简直就是一团和气，可是耆英私下给皇帝奏折则把英国人描述为肮脏、愚蠢、贪婪、粗鲁的形象，任意的歪曲丑化英国人也大大的误导了帝国的判断。后来英国人攻占广州城获得了一批档案，才知道耆英的两面派手法是如此的可笑加可恨！耆英本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感受传达到朝廷但是他深知自己所效命的这个政府喜欢听什么样的声音——希望世界是按照自己陈旧的认识展现，否则就是假的大逆不道的。闭关锁国让一个曾经有着开放胸怀的大国竟然愚昧到如此可笑的地步，不得不令人深思！
这是一种整体性的体制和思维弱点，帝国的大部分官员对外国一无所知并且也存心不去了解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他们一直愚不可及地坚持认为清帝国的政体应当高于世界上一切君主，即使是摆已经如此不容置疑的摆在面前，北京的统治者们也拒绝以平等的态度与外国交往，从而在侵略者面前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无知、虚弱、顽固的缺点，最后被一条条的条约巧取豪夺，被控绑在时代的车轮上失去自控能力。由此可见无论大到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自我认知是很重要的，只有我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闭目塞听而失去自我完善的机遇，才会在各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会发现问题进而及时改革。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写下此文时我的心情是舒畅的因为我们今天再也不会因为无知而错失任何良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