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宏伟壮阔的漳卫新河，绵延几百里，汇入渤海湾。我的家，就在大河的北岸，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徐福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启航地。
六十年代初,母亲老来得子，四十六岁上有了我。我有一个大家庭：已经疯了几年的爷爷、父母亲、大姐、大哥、二哥、二姐、三哥和我。
在我童年记忆还很模糊的时侯，家里很穷，爷爷狠狠地拖累了父母亲几年后，撒手西去。大姐也嫁到了离我们家几十里远的外县，听说是包办的，也是大人的一番好心，想让她以后的日子过得不那么清贫；大哥、二哥，先后结婚，并且分家过日子。二姐、三哥、我和已进入老年的父母在一起过。
父亲为人忠厚、沉稳，有一手利索的瓦工手艺，经常不在家，家里的重担大多是母亲一人挑。母亲她身材矮小，五官漂亮，已经白了大部分的头发，在脑后疏了一个揪，别上卡子，套上一个黑色的小网子，习惯穿老式的黑色的侧开襟上衣，黑色的裤子，裤腿上裹着黑色的绑腿带，脚上穿着一双自己做的三寸金莲般的黑色布鞋；被缠过的脚已扭曲变形，走路不敢迈大步，就是小步也不稳。在我的记忆里，黑色一直是母亲的所爱，也只是炎热的夏天，才换一件白色的上衣，仅此而已。就是这样一个母亲，在操持着这个大家庭的里里外外。
当时的我又瘦又小，手腕比大人的拇指略微粗点，又是老小，自然是父母所疼爱的重点，然而他们却拿不出稍好一点的东西来。咬一口硬邦邦的红薯面窝头，自己腌制的大半缸长了“白藻子”的老咸菜——萝卜，便是每天的饭菜，让人难以咽下。我瞪着小眼，撅着嘴，盼着每天仅有一次的玉米面的红薯粥，来满足我的肚子。咸萝卜条，我一口不想吃，在碗里放上盐和花椒面，用开水沏成的“盐卤”，倒是还能喝上几口。

二
生产队里，按劳取酬，父亲上工记10分，姐姐记8分，他爷俩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出勤，我家的一切生活都靠“工分”艰难的维持着。春天，是最难熬的，家里不但缺粮，连烧火做饭的柴禾都不够，每到这时，任劳任怨的母亲就和近门的二大娘，背着包袱，起早贪黑，沿着漳卫新河的大堤，到十几里外的邻县拾柴禾。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一块抹布裹上两个饼子和一块咸萝卜疙瘩便是中午的饭菜；乍暖还寒，尤其是初春的早晨，风象带刺的蒺藜打在母亲的脸上，也拂乱了母亲的白发；大堤上，苍白的红土路，冰冷冷的，道两旁的柳树枝丫，任由春风拽着，来来回回摆动；放眼望去，看不到行人的影子，一切看来，都死气沉沉的，到处那么萧条，没有一点春的气息。
母亲和二大娘，这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是我们家族里相当要好的妯娌，动荡的乱世、艰难的生活把她老姐俩连在了一起。是，她们经历够多的了：军阀混战、八年抗日，革命战争、大跃进，大锅饭，能活命就是万幸了，她们不把今天的困难放在眼里，苦，算的了什么！生活的磨难，练就了她们坚强的性格；虽然已将近六十岁，头发花白，可她们没有一天不在奔波着，家里的娃娃等着吃饭，穿衣呢。
太阳爬上地平线一竿子高，她俩就到了目的地。先是打开包袱，拿出一小包袱片，熟练地对折，将两头栓在腰上，呈一个小兜，再把大包袱片连同饼子，卷成长条斜跨在肩上，整个准备动作像个行军打仗的战士；所拾的柴火大多是果树剪枝时，遗留在地上的细小的枝枝叶叶，还有那显露在土地表面的土肥中，没有烂掉的玉米秸杆的骨节；拾一小兜柴禾，要走三、四里路，小兜柴禾满了，就转换到大包袱中，再拾、再转。
初春的土地，大多空闲着，冰冷的、灰白的地，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不时的有残余的庄稼根冒出在地上，一个不注意，会拌你一个大跟斗。中午，她俩就在漳卫新河的河坡上，找一避风的地儿，席地而坐，摘下头上的黑色的平绒帽，弹弹上面的尘土，用手搓搓已被黄土呛得看不出面目的、疲惫的脸，啃着带去的冷冰的饼子，渴了，有河里的冰冷刺骨的凉水。稍微喘口气，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夕阳西下，一轮红日映照着大地，她们的包已经满满的了，二人用大包袱片共同打起了两个足有一百多斤重的包裹，她们脸上满意的微笑融入在落日的余晖中。上了年纪的、瘦弱的小脚女人，十几里回家的路，好艰难，大包的柴禾哪里背的动，是面对黄土背朝天，腰弯九十度，用屁股驼！
母亲做人有骨气，走得端、行得正，讨人嫌的事她从来不干，用母亲的话说：胳膊折在袖子里，不让人看出来。她的这种坚强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成长和做人。
　
三
我们家有一口大缸，和十岁的我一般高，在缸的外面，粘上了横七竖八的水泥道道，缸的上沿还缠上了一圈粗粗的铁丝，听父亲说，这是原来生产队里丢弃的破缸。母亲在缸里腌了大半缸咸菜，除了漂浮的几根豆角外，其他的都是萝卜，说起咸萝卜条拌蒜泥，这是我们家饭桌上的的常客，咸咸的、辣辣的。
母亲也总是变着法子给我们做些好吃的饭菜。用红薯面放上一点榆树皮碾碎的面，放在一木制的面条机上压成条，再煮熟做主食；把红薯叶子下面的细梗，切成段蒸熟并且拌上蒜当菜，一道美味佳肴——“饸饹面”就算是做成了，那特别筋道、黑黝黝的面条配上五颜六色的菜梗，虽算不上好东西，却让人回味无穷。
麦收到了，我家分到了两口袋麦子，有二百多斤吧。这些细粮，对于365天来讲，少之又少，单单应付过年过节和走亲访友，就很艰难，平日里就更珍惜了；炎热的夏季，晒得地皮打卷，夜幕降临，微微有一丝凉意，辛苦了一天的父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伸开自己用麦莛做的帘子，铺在地上，躺着休息，每到这时，我们家要奢侈地吃几顿热面汤：用一斤面擀成的鲜面条，在锅里放上足够的水，大火烧，把面条煮的烂烂的，让你分不出稀和稠。每当我下午放学回到家，看到庭院里放着饭桌，桌上放一碗砸好的蒜泥，高兴极了，就知道是要吃“热面汤”了，“好饭不过三”接下来的日子，留下的仅仅是回味。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黑黑的、硬硬的红薯面饼子，让母亲得了胃病，她经常烧心，流酸水，胃疼。
这一年的秋后，二姐出嫁了，找了个大兵；爸爸跑到百里之外的城市，用扁担挑回了一副匾联镜，这就是二姐的嫁妆。二姐是哭着走的，她放心不下年迈的母亲。